随着51岁的束昱辉当庭认罪，“权健事件”在爆雷一年后落下帷幕。
12月16日，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单位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权健医学”）及被告人束昱辉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一案。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指控，束昱辉认罪悔罪，或面临最高十五年的刑期。
至此，权健传销帝国彻底分崩离析。
事发之后，公众的关注点聚焦在“传销”和“保健品”两个关键词上。
如何界定传销？保健品在健康体系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二者如何规范？讨论一直延续至今。
与此同时，监管部门对勾连甚密的保健品和直销行业都采取了行动。2019年在商务部备案的直销产品数量几近腰斩，而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的传销案件翻了两倍。
12月23日，中国市场学会直销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龙赞告诉时代周报记者，2019年直销行业正处在存活和死亡的边缘。
“如果关于多层次、直销区域及产品范围这三大根本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直销巨头会面临更大挑战。”龙秘书长说。
虽然保健品市场规模增长依然强势，但行业亟待规范。
23日，北京鼎臣医药咨询管理中心负责人史立臣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保健品发挥作用的主要阶段是疾病预防和慢病康复，而不是治病，但由于缺乏国家层面引导，很多保健品在宣传上会夸大治疗作用，当务之急是对保健品的明确定位。
同日，一位广东的保健品企业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规范是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国内膳食营养补充剂行业的规范，影响是积极而长远的，将会为真正从事膳食营养补充剂行业的主体创造健康、良好的市场环境。
时间回到一年前，2018年12月25日，有媒体发布《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以一位4岁女孩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选择权健的产品，之后病情恶化去世的故事，在舆论场上将这个庞大的保健品帝国撕开了一道口子。
次日，权健要求该媒体撤稿、道歉，并发去律师函。
不久，天津市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权健集团。
2019年1月1日，天津市公安机关对权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虚假广告罪立案侦查。
同月7日，束昱辉等18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权健以高额奖励为诱饵，引诱他人高价购买产品，以发展会员的人数作为返利依据，诱使会员继续发展他人参加，收取传销资金，情节严重。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单位权健及束昱辉等12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束昱辉等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均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上述检察院的公告显示，今年11月14日，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检察院向武清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立案受理。一个月以后该案开庭，虽未立即宣判，但一年之前爆发的“权健事件”已宣告落幕，也将分崩离析的权健帝国推向绝路。
12月23日，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最高刑期是十五年。束昱辉当庭认罪悔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但从轻并非“必须”。
被刑拘以前，靠传销起家的束昱辉是权健商业帝国的掌舵人。
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束昱辉仍在26家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在20家企业担任股东，在27家企业担任高管，更拥有123家企业的实际控制权，除了医疗、医药以外，还涉足房地产、科技、母婴产品等领域。
权健集团持股75.36%的权健医学，是其直销业务的核心板块，持股100%的天津权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在华东布局，天津权健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则掌控中超球队天津权健。
权健集团还是新三板公司宏乾科技（837035.OC）的第三大股东。
此外，束昱辉还是上市公司金财互联（002530.SZ）的股东，曾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文明、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朱文明、东润金财、束昱辉三者合计持有金财互联33.83%的股份。
权健东窗事发后，金财互联火速与之切割，公告说明束昱辉仅为财务投资人，不参与公司运营。
不过，这并不能化解市场的质疑，公司股价在半个月内跌去20%。12月18日，朱文明宣布与束昱辉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但束昱辉仍持有5.47%的股份。
权健事件中，最受外界热议的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传销”，另一个是“保健品”。
龙赞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权健事件以后，监管部门加大对拿牌直销企业的监管力度，公众和媒体更聚焦拿牌直销企业。因此，在2019年度，拿牌直销企业体现出三个“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低调，史无前例的失声，史无前例的业绩严重下滑。
在束昱辉商业版图中，权健医学是其发家利器，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环。
权健医学的大股东为权健的运营主体权健集团，持股比例75.36％。束昱辉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22.17％，束昱辉之子束长京为第三大股东，持股2.46％。
权健集团则由束昱辉、束长京父子共同持股，束昱辉51.1%，为权健公司实际控制人，束长京持股48.9%，二人同为权健集团的最终受益人。
束昱辉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曾言：“关于我们企业传销不传销的问题，我不回避，因为讲这句话的人一定是外行，直销和传销的区别他不懂。”但随着束昱辉承认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权健集团的销售模式被盖棺定论为“传销”。
权健的保健产品从服务中心发货，在权健医院分发，在火疗馆销售，经销商可通过各种渠道加盟。奖金体系的设计十分复杂，加盟者通过发展经销商，培养多层次和级别的部门，在推广和返本奖金的驱动下不断发展下线。
曾杰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模式来看，直销是指企业向消费者直接的销售，而跳过了相关的经营渠道，但是传销却成了无限制的拉人头，组成层级性的金字塔结构。“直销是不允许出现层级性的金字塔结构的，也不允许无限制的将消费者变为销售者，权健的会员系统就涉及这个问题。”
12月12日举行的打击网络传销工作推进会上，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指出，截至今年11月底，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各类传销案件6715件，同比增长220.22%。
“传销带来的社会危害极大，其产品的虚假性会带来虚假宣传，质量危害，侵害消费者权益。其次，其层级性的返利营销系统，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曾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经历今年严监管，虽然直销企业的数量并没有减少，但备案产品数量锐减接近一半。
截至12月20日，在商务部备案的直销企业有90家，备案产品从2018年的4304种减少到2367种，其中的571种登记类型是保健食品。
“备案产品减少，说明企业参与直销的积极性严重下降。直销企业不再愿意申请新产品，正在申牌的企业纷纷退出了申牌行列。整个行业处在存活和死亡的边缘。”龙赞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龙赞还认为，“如果相关部门能够确认对拿牌直销企业放开多层次、直销区域及产品范围这三大根本性关卡，则中国直销行业可以存活、发展和繁荣。反之，紧紧卡住这三个问题不放，则直销行业最基本的构件缺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那样，往前走会因违规碰壁而死，不前进则是慢慢放弃、退出，最终市场与业绩归零而死。”
直销常让人联想到保健品，据Euromonitor统计，2018年中国保健品的销售渠道中，47.3%是直销，排在首位。在“权健事件”发酵以后，国内的保健行业也迎来整顿，将近300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仍待规范和引导。
史立臣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近年国家对保健品的监管力度明显更严，最大的成就是基本解决了产品质量问题，但在夸大功效宣传、高额返利等套路销售上仍存在不少风险。
2019年1月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十三个部委在全国开展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的百日行动。到4月18日，全国共立案21152件，案值130.02亿元，已结案9505件，罚没6.64亿元，移送司法机关案件44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24亿元。
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100个典型案例中，市场欺诈、虚假宣传是最常见的违法违规行为。
8月2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要求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在标签专门区域醒目标示“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等内容。该指南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同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与保健功能目录管理办法》，推进保健食品注册备案双轨制运行，建立开放多元的保健食品目录管理制度，从201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的营养保健品市场销售收入达到2898亿元人民币，增长速度达到18.52%。作为权健的大本营，天津的营养保健品市场占据全国最大的份额，达到33.79%。中老年群体是主要的消费者，60岁以上的消费者占42%，40-60岁的消费者占35%。
根据Euromonitor的数据，2018年国内保健品市场占比最高的企业依次为无限极、汤臣倍健、安利、东阿阿胶、完美中国，除了汤臣倍健以外，其他四家都是在商务部备案的直销企业。
上述广东保健品企业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行业监管加强的环境下，企业需要在原料甄选、品质管控、诚信沟通、消费者教育等多个层面，加强自身管理与发展，进一步提升消费者对行业、企业的信心与认同。
史立臣认为，国内的保健品市场非常大，在全球范围内也已经得到认可，是医疗医药的重要补充。要解决行业乱象，除了治理层面，还需要政策上的引导。
“保健品在国外叫做膳食补充剂、营养补充剂，主要作用是疾病预防和慢病康复。在中国还有中药保健品，可以起到调理身体的功能，但不是治病。实际上国家在疾病预防上的投入越来越大，因为疾病预防程度越高，疾病发生率就越低，医保支付压力也相应降低，保健品正可以在这个阶段发挥作用。只有在国家层面对保健品企业和消费者进行引导，才能形成保健品市场的健康生态。”史立臣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