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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国门打开，新鲜空气进来，“苍蝇”也进来了。
传销就是一只绿头苍蝇。
1987年（另有一说是1989年），“日本生命”——日本最声名狼藉的传销公司，漂洋过海来到深圳，成为中国传销的“鼻祖”。
传销起源于美国。
在英文中，“直销”和“传销”是同一个词：Direct Selling，指经销商面对面向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模式。
日本人把传销发扬光大。
这与日本1980年代的经济大环境有关：国内通货膨胀，民众手中的钱不断贬值。存到银行吧，利率太低；投资房地产吧，楼市泡沫到了顶点；转移出去吧，国家施行资本管制……
就这样，焦虑的日本人盯上了传销，变为拉人头的游戏，沦作庞氏骗局。
有积蓄、子女不在身边且缺乏投资知识的老人，是传销公司的首要目标。
“日本生命”最为典型，打着“替代医疗设备，解决身体烦恼”的口号，采用“认购分红”的方式，骗老人“认购”磁性保健床垫，并承诺“认购”后的床垫通过公司租赁后，每年可获得6%的收益。
6%的收益率远高于当时银行利率，不少老人入套。
没几年，日本传销规模就做到了世界第一。
“日本生命”没有取得官方经营许可，就在深圳成立了中日合资公司——“日宝来福”，短期内取得了惊人的发展。
他们从日本运来原材料，到深圳加工成磁性保健床垫，再用传销方式销售，价格是日本市场的3倍。
一年后，“日宝来福”月流水超过10亿元，旗下的传销人员高达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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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宝来福”扎根深圳的同年，在苏北，一个叫束必和的赌徒因警方抓赌而远走高飞。
束必和是江苏盐城大丰区新丰镇裕北村人，初中毕业后，“因为成绩差，就没有再读了。”他在镇上一家生产轧花机的机械厂做电工，后来机械厂倒闭了，又去学校周边卖文具，但嗜赌成性，还欠了高利贷。一次，他在村里聚赌，派出所接报来抓，他破窗而逃，“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回来”。
实际上，束必和是去京津闯荡了，混进一家中医类的杂志做采编（媒体行业的门槛真低）。
当束必和借助杂志的平台，与各地老中医们谈笑风生，勾兑秘方，为将来的传销帝国打地基时，他的另一个苏北老乡正在热火朝天的干传销。
此君正是刘强东。
因为上大学时承包餐馆亏损，1996年，刘强东从人大毕业后进入了“日宝来福”，聪明如他，当然知道这个公司有问题，但为了挣钱，还是呆了一年半。
当时加入“日宝来福”要用15000块买一张实际价值只有3000块的床垫，然后发展下线，上线拿到提成，下线再发展下线……
刘强东很快进入管理层，每个月能拿到4000元工资，出差还能住五星级酒店，很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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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东哼哧哼哧地发展下线，他日后的“死对头”史玉柱已经组建起传销部门，规模化操作。
1995年，巨人集团老板史玉柱凭借桌面文字处理系统，跻身《福布斯》内地富豪榜，位列第8名。
钱多了，史玉柱开始烧包，多元化投资，他看上了一款口红。
当时我去美国发现一种特别好的口红，这种口红喝茶的时候不会印到茶杯上，我把它引进到中国来。在传销还不算违法行为时，建立了传销部，建好之后传销就变成违法的了。自我膨胀、自我陶醉的结果就是巨人要倒闭了，只是时间问题。
很多年后，史玉柱还专门提到：
我们部门（指传销部）是拆了，我们部门的负责人当时在传销界还是挺有名的，传销还是培养了一些人。
彼时，传销界还有一个名人：罗永浩。
这个高中肄业的胖子，闯荡社会后，干过多种工作，但都不长久，包括传销讲师。
他曾如此自述：
1995年8月至1996年初，经一位做传销公司（上海雅婷）的老同学力邀，我讲了半年左右的传销课，深受广大学员爱戴。遗憾的是国家对这种有争议的商业形式采取的不是整顿而是取缔的政策，所以看到形势不对，我们就在强制命令下达之前主动结束了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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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国家一刀切，正式下文禁止传销，但实际上1997年下半年就着手清理。
刘强东眼瞅不妙，撤了，利用攒下的几万块钱，去中关村租下柜台，创办了“京东多媒体”。
罗永浩则跑去新东方求职，给俞敏洪递了一封求职信，教学经验一栏填写：教过后来被国家明令禁止的传销课，半年。
对于讲课，他颇有心得：
讲传销课实际上跟老俞（俞敏洪）的路数差不多，都是绝望中寻找希望。传销课怎么讲？这些人都是找不着工作的人，他们郁闷无比的时候，给他们指出一条出路。
史玉柱貌似没有出路，他终于把巨人集团给作死了。他再次崛起，还要等三年后，“脑白金”风靡全国。
中国人对保健品毫无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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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期，北师大一个胖子老师辞职了，他叫罗振宇。
1990年，罗振宇考上华中理工新闻系。在短暂担任学生会主席后，他觉得没啥意思，不干了，专门读书，如《史记》、《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西方文学史》等，这使得他的知识结构丰富而驳杂，很多年后将带来意想不到的财富。
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北广研究生。第一次进京时，出火车站后，他舍不得打车，步行，过天桥，望着车水马龙和万家灯火，心头翻腾，生出绝望的感觉：“将来哪辆车会是你的？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大城市拥有哪怕一盏灯？”
绝望来自焦虑。
焦虑是罗振宇的“核弹”，逼迫自己往前跑，并成功唬住了万千信徒，威力巨大。
北广是央视的人才库，听说多发论文就能进央视，研究生期间，罗振宇勤读书勤写论文，结果毕业时，还是进不了央视。
罗振宇只好去北师大教书，每个月只有600元，可怜得很，到央视做兼职。3年后，他进央视做专职制片人，干得不赖，但始终是临时工编制。
央视是有鄙视链的，临时工总有偷偷摸摸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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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4年，束必和也还是偷偷摸摸的。
那年，他66岁的父亲非正常死亡。此前，他在牌桌上多次提到了对儿子的思念。
邻居说，在送逝者去殡仪馆前一天的晚上，束必和回家了。“他偷偷回来的，又偷偷离去，不想被别人看见。”
传销的处境跟束必和类似，在“地下”活动。
2005年8月，国务院发布《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再次明确传销的非法性质。
在国家的打击下，传销发展为异地传销，组织分流，自此形成南北派。
其中，广西北海是南派传销的中心。2008年的一次大会上，传销“理论家”丁耀华提出“负面调控论”——国家之所以打击传销，实际上是暗中保护这个行业，担心发展太快，13亿人不够用。
这个理论随后成了万能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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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们都挣大钱了，学富五车的罗振宇岂能忍受清贫？他又开始焦虑了。
2008年，罗振宇离开央视，四处讲课、做主持，不过还是没挣到什么钱。
离开央视前，罗振宇认识了吴晓波。央视新闻频道改版，强化特约评论员制度，吴晓波作为受邀财经评论员频繁出入央视。
继《大败局》后，2007年开始，吴晓波又开始写《大败局2》、《激荡三十年（上、下）》、《跌荡一百年（上、下）》，获取了巨大的名声。
名声，是即将到来的自媒体时代的通行证，将会撬动一个叫知识付费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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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岁的内蒙古小女孩周洋，在北京儿童医院被确诊为骶尾部恶性生殖细胞瘤，一种少见的小儿恶性肿瘤。
经媒体报道后，权健的一个联络人找到了周洋的父亲周二力，告知他权健公司曾花费8000万购买抗癌秘方。当周二力被带到天津权健的办公室，他看着满墙的“荣誉”照片，相信了权健，“（权健）承诺我们说这是小病，三个月就可痊愈，并给孩子拿了几袋药。”
权健创始人就是束必和，他已改名束昱辉，把自己包装成清华大学毕业生、火疗技术发明人、诸多秘方专利拥有者。
用互联网术语讲，束昱辉已经打造出完美的人设，进而占领用户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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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宇非常娴熟地制造这些术语。
几经辗转，2012年，他创办了《罗辑思维》，半年后，做成中国第一社群。大学时期的阅读积累以及央视的历练，让他特别能说，还显得特别有文化。
相比之下，那时的吴晓波则颇为“狼狈”。
起先，他在西湖边开设的“蓝狮子时尚书屋”，赔掉200万注册资金后关门。
随后，他又卷入一场官司。2010年，他出版了《吴敬琏传》，被吴敬琏助理、《吴敬琏评传》的作者柳红给告了，说《吴敬琏传》抄袭。
2011年底，法院宣判吴晓波胜诉，但吴晓波的形象多少受损，罗振宇给他介绍了一单活儿——给腾讯写《腾讯传》。
他们一起去腾讯采访时，罗振宇得意地告诉马化腾，“罗辑思维的估值已经一个亿了。”
罗振宇撺掇吴晓波也投身自媒体，“‘吴晓波’三个字可比蓝狮子值钱得多。”
吴晓波频道开张。
自此，这一胖一瘦的两个中年人，成了中产阶级的营养套餐。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构筑场景，制造知识焦虑，然后提供解决方案——知识付费。
吴晓波对自媒体“左林右狸频道”说：
原来做一个媒体人，你是无法实现这些的（变革一个产业），因为发动机没有掌握在你手上。现在发动机掌握在我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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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昱辉也以为发动机掌握在他的手中。
2014年9月的一天傍晚，一架直升机在江苏盐城上空盘旋几圈后，降落在大丰和平饭店门口。围观群众这才知道，当年半夜逃跑的束必和，已经摇身变为大富翁，专门从天津坐直升机回老家过中秋节。
束昱辉有理由这么高调。拿到直销牌照后，权健呈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大江南北。
2015年，周洋去世。生前，她父亲状告权健，败诉。
明眼人都能看出权健是个骗局，但局中人依旧执迷不悟。为此，南方都市报记者孙旭阳还被受害者怒斥。
孙旭阳是赵作海案的长期追踪者（赵曾蒙冤入狱，10年后被释放）。出狱后。赵作海陷入传销，把国家赔偿金折腾光了。2015年，孙旭阳好言相劝，让赵作海夫妇远离权健，却被骂作“无良记者”，耽误他们发财。
赵作海老婆还嘲讽孙旭阳，干点啥不好，非得干记者，挣点可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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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作海老婆投资的眼光不行，看人眼光还是毒辣。
记者这个行业果然不行了。
2015年后，孙旭阳等调查记者们纷纷离职。据统计，偌大的中国，剩下的调查记者不足200人。
其中一部分人转做自媒体，变成大V后，就步罗振宇和吴晓波的后尘，搞起知识付费，比如咪蒙，出了一套“咪蒙教你月薪5万”的课程，保证3年后工资不涨50%双倍退学费，而课程的费用不打折才“99元”。
这就是传说中的“收智商税”。
利用自己的强大人气，罗振宇和吴晓波分别于2015和2016年给贝米钱包代言，并推出与该产品联名的定制礼品，分别是书籍套装《送给现在和未来的有钱人》和“2016贺年版吴酒套装”。
2018年7月，贝米钱包“爆雷”，两人的粉丝因此受害，但申诉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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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是那些没有做成大V的前调查记者们还在继续干良心事。
比如自媒体“丁香医生”的运营者，在2018年12月25日，报道了周洋的悲惨遭遇，捅开权健的内幕。
似乎冥冥中有注定。
2017年12月26日，“日本生命”公司宣告破产，负债额高达2405亿日元（约合118亿元人民币）。
资料显示，约75%的“日本生命”受骗者年龄超过了70岁，被骗走1714亿日元（约合99亿元人民币）。
一年前，中国传销的“祖师爷”寿终正寝。一年后，中国传销的“王者”还能坚挺吗？
很可惜，善于预测趋势和周期的罗振宇和吴晓波在跨年演讲中没有点明。
他们只是又制造了一堆金句，以及犯下若干经济学常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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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日，调查机构发布消息，权健涉嫌传销。
按照相关法律，传销组织领导人可判5年以上刑期。束昱辉及权健的命运走向何方还有待观察。
新年伊始终于有了一条好消息，一时刷屏。
另外一则刷屏的事件是吐槽罗振宇和吴晓波的跨年演讲。
孙旭阳在腾讯《大家》专栏发布《年轻人迷信知识付费=老年人买权健？》，他指出：“以激发群体恐慌感吸引流量，以满足安全感和尊贵感促成交易，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跟权健做保健品大体一致。”
腾讯《大家》主编发朋友圈说，文章发布后，遭遇到了强大的外力，要求删稿，但她不答应。
不由得想起，“丁香医生”硬怼权健：绝不删稿，对每一个字负责，欢迎来告！
可是，两个小时后，腾讯《大家》删除了孙旭阳的文章。
知识付费宣称的宗旨是：开放、自由、共享。可在遏制反对声音时，大V们的做派跟传销头目没甚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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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生意。
刘强东在“消失”了小半年后，又罕见发怒，全线下架权健产品！
就在几天前，人在美国的史玉柱回击了他的私德，报了一箭之仇——刘强东曾暗讽史玉柱卖保健品骗老人钱。
作为第一代网红，本有机会成为知识付费大V的罗永浩中途退出，选择去做手机，走得磕磕绊绊。
据说，有机构愿意接盘锤子科技。希望，罗永浩能度过危机，毕竟在这苟且的世道里，理想主义者已是稀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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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切的愤怒源于无能。同理，人类一切的焦虑源于无知。
传销是焦虑的产物，知识付费同样如此，皆为求安慰，自我满足。
于是乎，典型中产家庭的画像如下：
儿子或女儿挤进海淀黄庄的补习班，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老婆看咪蒙，做灵魂有香气的女子；你听逻辑思维或吴晓波频道，不被同龄人抛弃；爸爸痴迷P2P，要跑赢通货膨胀；妈妈是广场舞的拥趸，风雨无阻；奶奶认为保健品比医生可靠，谁劝也不管用；爷爷则三天两头去权健的火疗店，希冀身体杠杠的，不拖累儿孙……
字字诛心，然而粗暴真实。
